《乐记》之“乐”音义辨

  今传本《礼记》有《乐记》一篇，尽管人类对于其成书于何时有不同意见，但它总结了先秦儒家对于礼乐文化尤其是乐文化的看法，却是大家的共识。这点只要通读《论语》，看看荀子的《乐论》，就不难明白。然而，当我们阅读这一传统文献的时候，首先便碰到一个问题：《乐记》之“乐”该读何音释何义呢？人们也许不假思索就能回答：《乐记》之“乐”不就是“音乐”之“yuè”吗？

  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乐记》之“乐”注音11处，其中“音洛”10处，“音岳”4处，这4处“音岳”有3处同时标明可读“音洛”。在陆德明看来，凡文中“乐”之读音可能会产生歧义处，一般都应读“音洛”，只有少数需要兼读“音岳”。例如，《乐记》开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大家一般以为这里的“乐”读“yuè”，指“音乐”。如果追问：“‘干戚羽旄’怎么会是‘音乐’呢？”传统的回答是：“古人将音乐、歌舞统称为‘音乐’。”然而，陆德明释音却是：“乐音岳，又音洛。”就是说，这里的“乐”其实有两音两义，读“音岳”指“音乐”，读“音洛”指“快乐”。再如，《乐记》说：“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恶，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陆德明释文：“乐，皇音洛，庾音岳。”显然，学者们对这里“乐”的音义有不同理解，南朝皇侃读“音洛”，庾蔚之读“音岳”，陆氏则两说并存。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乐”是“音洛”还是“音岳”，陆氏标注的都是古音而非今音，“音洛”“音岳”均承汉人而来。在以陆法言《切韵》、孙偭《唐韵》、陈彭年《广韵》为代表的隋唐今音系统里，“乐”有另外读音。以《广韵》为例，有释为“音乐”的“乐”，音五角切；有释为“喜乐”的“乐”，音卢各切；有释为“喜好”的“乐”，音五教切。《广韵》虽为今音系统，却与今天的普通话音系仍有较大差别，今人将“音乐”读为“音yuè”，将“喜乐”读为“喜lè”，将意为“喜好”的“乐”读为“药yào”，并不全部符合《广韵》音韵，而与古音就相去甚远了。

  章太炎在《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夹注里提到：“今武昌言尼如泥，此古音也”；“今武昌言女如奴而撮口，此古音也”。我们还可以补上一例：今武昌言“音乐”为“音yuó”，“喜乐”为“喜luó”，此亦古音也。笔者是湖北人，现住武昌，在武昌方言里，“岳”“药”均音“yuó”，“洛”“落”均音“luó”。在古音系统里，“洛”“岳”只是一声之转，完全同韵。在《广韵》系统里，我们尚能看到古音向今音过渡的痕迹，虽然它们的韵部已经有了分别。而到了今天的普通话音系里，“岳”音“yuè”，“洛”音“luò”，“药”音“yào”，“喜乐”之“乐”音“lè”，除了都是去声，它们已经完全不同韵了。而按照清人段玉裁的研究，古音并无去声。古代“乐”音“洛”或“岳”，二音实际上分别出二义，也是两种词性。“乐”音“洛”指“喜乐”，今人多称快乐，是形容词；“乐”音“岳”指“音乐”，即五声八音之总名，是名词。那么，《乐记》之“乐”是应该读“音洛”还是读“音岳”呢？这要进一步探讨。

  《乐记》说：“乐者，心之动也。”既然“乐”是“心动”产生的，这种“乐”就不是某一具体物事（例如音乐），而应该是心的一种功能，这里指内心的情绪（例如喜乐）。所以《乐记》接着说：“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这里的“本”，指的是人的内心，而其“乐”，自然是内心的感受，或是说发自内心的喜乐，所以《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陆德明释文：“乐，音洛”。这样看来，皇侃读“乐音洛”是有充分理据的。然而，内心的喜乐需要有外在的表现，而内心情绪最容易反映出来的是“声”，所谓“声者，乐之象也”。而要将“声”展示得充分和美好，则需要“文采节奏”来装饰。《荀子·乐论》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荀子说“乐”为“人情之所必不免”，强调的正是人内心的喜乐情绪。当然，人的喜乐情绪有各种表达方式，“声音”肯定是最直接也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方式，而“声音”的最完美表达是“音乐”，这样，“喜乐（音洛）”和“音乐（音岳）”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这也是庾蔚之以为“乐音岳”的最终的原因，咱们不可以说庾氏的看法全然没有道理。

  如果按照郑玄的解释，“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八音并作克谐曰乐”，那么，“声”“音”“乐”就是音乐的不同层级，而“八音并作克谐”的“乐”（音岳）则是音乐的最高形式，这种达致和谐之境的形式最能够令人“喜乐（音洛）”。这样，“乐”就有了两个来源，一个是由声音发展而来的“乐（音岳）”，一个是由人心感动而来的“乐（音洛）”。而人心的“喜乐”既是“音乐”的源泉，又是“音乐”所表现的对象，还是“音乐”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在不少情况下，这两者不便区分，也不必区分。这就是何以陆德明释第一例为“乐音岳，又音洛”的原因，也是皇侃与庾蔚之对第二例读音分歧而陆德明释文两存其说的原因，同时也是儒家后学论“乐”时要将人心、人情、人道、人欲与音乐联系起来的原因。

  不过，人心之动的“喜乐”和体现喜乐情绪的“音乐”毕竟有本末之分，源流之别，因此，《乐记》说：“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魏文侯向子夏问乐，子夏回答：“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这就是说，“音乐”（包括歌舞）只是表达人内心情绪的工具，而人心的喜乐来自社会和谐与安定。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心的感动来自生活。从人心与音乐的关系来看，音乐表达的是人内心的情绪。而音乐反过来可以影响人的情绪，人的情绪同样又影响着社会。如果音乐这种工具不能反映社会和谐（“天地顺而四时当”）和个人快乐（“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它就只是“音”而非“乐”，因为它只是“艺”而非“德”，只有“德音之谓乐”。而德音之“乐”正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之“乐（音岳）”和人心理想境界之“乐（音洛）”的完美体现。从这里能够准确的看出，《乐记》所论之“乐”实兼有“音乐”和“喜乐”二义。不过，此二义有本末源流之别：人心为本，反映人内心情绪的声音为末；心动为源，作为心动之象的音乐（包括歌舞）为流。这样，“喜乐”就成为“乐”之第一义，而“音乐”则处于从属地位；人心“喜乐”既是音乐的发源地，也是其归属；“音乐”既是人心感动的表现，也是“喜乐”合目的的表达。因此，从形式上看，“乐”文化可以说是与音乐有关的文化；而从本源上说，“乐”文化并不只是关于音乐的文化，而是关于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的文化，在声音为“德音”，在政治为“德政”。尽管音乐是达致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的重要工具，但它是末而非本，是流而非源，却毋庸置疑。人们之所以将“乐”文化理解为关于音乐的文化，是因为儒家学者论“乐”时常常以音乐为切入点（《乐记》即如此），容易使人产生“乐”即“音乐”的错觉，反而忘记了对隐藏在音乐后面的“人心”本源的关注。

  或许有人会问，人的情绪并非只有“喜乐”，音乐所表达的情绪也同样不只是“喜乐”，何以要将“乐”定义为“音乐”和“喜乐”呢？其实，古人言“乐音岳，又音洛”，已经包含有声与心、动与静、外与内、形与质等多重内涵，其集中体现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正如“音”“乐”是“声”的高级形态，“喜”“乐”则是“心”的和谐表达，如果将其概括为一种精神，那就是快乐精神。而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所体现的正是“乐”文化的快乐精神。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快乐精神是不是能够统摄人心的悲苦和音乐的哀怨？它又该怎么才能养成？《乐记》对这样一些问题都给予了正面回答。有关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已超越本议题范围，留待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