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父亲投稿

  我的父亲出身贫寒，幼年仅上过两年私塾，他从一个解放前的童工慢慢成长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得益于他始终不改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学习的坚持。父亲在青年时代，曾向新闻媒体投过两次稿，而这两篇稿件都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篇招来幸运之神，迎来高光时刻；第二篇却导致厄运，从此踏上前途未卜的荆棘之路。然后，父亲用了二十年卧薪尝胆，将功补“过”，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

  1948年济南解放时，父亲只有17岁，是仁丰纱厂织布车间的一名保全（负责织布机的安装和定期维修）工人。由旧社会的奴隶，一夜之间变成新社会的主人，满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迸发出极大的干劲和热情。1950年9月份，父亲把厂里开展劳动竞赛时，他写的一篇题为“使我最感动的一件事”的演讲稿，寄给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没想到省电台10月2日便请他去作了现场录音，演讲完还发了笔记本作为纪念。这件事，对于识字不多的父亲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惊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太幸福太自豪了”。这篇演讲稿的大体意思是：本厂女工骆淑芳因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这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咱们工人能这么被看重，政治地位这么高，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建立新政权的结果，自己一定要加班加点拼命工作，争取国家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以此来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纱厂工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父亲的崭露头角给领导和工友们留下了良好印象，也大大增强了他干好工作的信心。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工作，他很快就入了党，不断受到上级党团组织的重点培养。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父亲被组织推荐到上海华东团校学习，结束后被调至济南火柴厂（县团级）任团总支副书记。1953年11月至1954年7月，又被组织推荐到中央团校（现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深造，结束后回到火柴厂任团委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当时父亲才23岁，已成为前程一片光明的后备领导干部。

  1956年11月份，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在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活动的号召，父亲写了一篇题为《让社会主义花朵到处开放吧》的稿件，寄给了人民日报社，内容涉及本厂党委不重视青年团工作的问题及改进建议。没想到此稿件被报社转给了济南市委，从此，父亲的厄运便不约而至。1957年12月份，上级把父亲按“三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干部，从火柴厂下放到历城县西郊公社段店（村）劳动锻炼，被任命为二连（由下放干部组成）指导员。

  父亲不怕苦不怕累处处带头，下去后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在腊山脚下挖抬田，把山下湿地的泥土挖出抬高造田，沟中蓄水用于灌溉及养鱼。当时正值深冬（农历正月中旬），父亲就把大衣扎在腰里挽起棉裤腿带头跳进水里，水凉刺骨，大腿以下跟猫咬似疼痛，上来后被冷风一呲，从大腿跟到脚后跟全裂成口子，参与的干部群众没有一个叫苦的。由于表现积极，父亲经常被连队党支部评为劳动模范。

  从1957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工作重心逐渐转变为反斗争，并被严重扩大化了。在 1958年的整风补课阶段，西郊公社党委将我父亲向人民日报投稿反映问题的内容，及他在市团代会上的部分发言，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向党、闹分散”的严重错误，决定给予父亲“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团委副书记及行政降一级”的处分。同时决定将母亲（济南19中在读学生）和我（1岁半）遣返至河南农村老家，户口也随之非转农。至1960年底，全国范围内大批干部下放劳动的制度暂时终止，父亲也从西郊公社调入济南市委办公室，负责秘书和青年团工作。

  全党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央对反斗争扩大化问题，陆续进行了甄别纠正工作。在1962年至1963年初，父亲两次向上级党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对自己受处分过重的问题进行纠正，都不了了之。第一次由父亲所在党支部上报、市委办公室党总支同意，拟撤销对他的错误处分、恢复原级别，同时把其家属户口由原籍再迁回济南。该意见上报市委机关党委审批的结论是：经复议决定维持原结论不变。

  当父亲继续提出申诉后，机关党委再次复议审批时，即使将原处分所依据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材料予以撤销的情况下，仍决定维持原处分不变。并委派两位领导同父亲进行了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五六年你给人民日报写信，手续上虽然是合法的，但要看到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正是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所以你写信是配合了匈牙利事件的。你要认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不认识你要犯更大的错误”。至此，就把该案性质定死、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翻案了。

  1963年，省委从全省抽调干部到各地区改造落后队（村），在纠正及家属返城皆无可能的情况下，父亲积极报名下去并得到批准。经过在市委党校一个月的学习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平阴县东阿公社任党委组织委员兼南门里大队党支部书记。父亲上任后立即扑下身子，全身心投入工作。通过走访干部群众得知，本村社员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粮食，社员大多面黄肌瘦，无力下地干活。由于山区地少且离家都比较远，一般都在几里十几里地以外。村里不论男女老少，一到冬闲季节，都在街上晒太阳、闲聊天。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县里就发救济粮，人们就靠救济粮过日子，南门里属于名符其实“等、靠、要”的落后队。当时全国号召领导干部学习焦裕禄，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父亲多次召开干部会、群众会，在公平发放救济粮的同时，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下决心改变落后貌。

  当时父亲年轻气盛求胜心切，根本不懂什么是劳逸结合，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白天带领群众下地劳动，晚上还要组织青年学习，一学学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次日凌晨还要早起，和群众一块下地劳动，一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的觉。经过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第二年村里的生产就上去了，群众开始卖余粮了，南门里也摘掉了落后队的帽子。同时，因为长期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父亲在一次全村干部群众大会上讲话时，突然晕倒在会场失去了意识，经平阴县医院及时抢救脱险，并诊断为高血压、冠心病。当时父亲才35岁，这顶提前到来的冠心病帽子，伴随了他近60年。不过也因祸得福，从此父亲懂得了劳逸结合，及健身的重要，做到了与疾病长期“和平共存”。

  1963年父亲到东阿工作后不久，就把家属（母亲、我和弟弟）接到了东阿，户口落在南门里大队，次年冬天又生了妹妹，一家5口就借住在社员闲置的两间南屋里,全家人靠父亲每月68元的工资生活。日子过的虽然紧吧，但父亲公私分明从不利用职权占便宜。他给母亲交代过，不管别人送来啥东西，你先把房东叫来问清他（她）是谁，再让他（她）把东西拿回去。

  有一次生产队的一名干部给我家送了一担子地瓜，足有100多斤重，当时正好父亲在家，父亲把他让进门后很诚恳地对他说：“这些地瓜虽然是你自家地里种的，但我不能白要你的东西，这是党的规矩。你的心意我领了，这些地瓜你拿回去，若不我就给你送回去”。见父亲态度坚决，他只好很不情愿的担回去了。从1963至1967年，我就在公社驻地的东阿完小上学，放学后经常去本村同学的家里玩儿，同学的家长每次都煮一个鸡蛋让我吃，鸡蛋在当时是很金贵的奢侈品，除非招待客人或孩子生病，平常是不舍得吃的。

  回家后我从来不敢将此事告诉父亲。当时不兴给干部送礼，即便有给送点瓜果梨枣的社员，也多是因帮他们解决了实际困难，发自内心表达感激之情的。尽管父亲坚持原则，清正廉洁，还是不可避免的触及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这些人好逸恶劳，不务正业，不沾光就觉得吃亏了。也是这极少数懒人恶人，在马上就要来临的“文革”中，借机报复、对父亲进行了人身攻击和政治陷害。1966年全国范围的“文革”运动开始后，父亲很快被打成了“走资派”，在“”的逼宫下，父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三级工资”。在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大字报、批斗会、戴高帽游街等各种整治惩罚后，为保障家属子女的生命安全，父亲在1967年秋，迅速把我们母子（女）4人送回老家，户口也随之迁走。

  1969底，经过三年多“文革”运动的洗礼，父亲被“解放”了出来，恢复了公社党委委员、副社长职务，也恢复了原工资级别，不再兼任南门里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及时准确地把握政治运动的动向，公社经常派父亲去济南通过关系寻找上级有关文件。有一次父亲因公到济南出差时，奇遇了20年未见的原仁丰纱厂的工友孟广田，久别重逢格外亲切，相谈甚欢无话不说。他说他正在聊城的高唐建纺织厂，是省里的“三线”（国家为备战而转移疏散国防及民用重点工业的战略）项目，正缺少人手，不如你也去吧？父亲听后既喜又忧，他从内心很愿意去，但总觉得要跨地区调动可能性不大。孟伯伯就鼓动打气说，省里有文件支援“三线”是重大政治任务，各行各业都要支持和让路，已调出的人能归队，你是仁丰纱厂提拔出去的，应该能归队。

  在他的鼓动下，父亲真的动了要调到高唐的念头。回到平阴后他立即向县革委主要领导提出调动要求，该领导听后不假思索地说：“目前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不能调动。”父亲解释说：“我是仁丰纱厂提拔出来的，支援“三线”是调回原单位，如果我是阶级敌人，交给原单位清理不是更方便吗？我不应受此限制。”他听后觉得有道理，随即表态县革委最近专门开会研究一次。父亲看到调动的一线曙光后，立马赶回高唐，让孟伯伯尽快敦促高唐县革委拟发请调函，恳请平阴县革委对高唐筹建纺织厂提供干部支持。此函送交平阴县革委后，平阴县革委立即开会研究，批准了父亲的调动申请。就这样，一次朋友的奇遇，竟然在几天内办成了跨地区的干部调动，这在平时连想都不敢想（时风集团刘义发董事长有句名言：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事对此作了最好诠释）。

  父亲调来高唐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建厂工作。面对曾经熟悉的环境，曾经朝夕相处的工友同事，大有一种漂泊在外游子归来的感觉，心情无比舒畅，工作热情格外高涨。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厂党委让父亲带队（200余名新工人）到济南国棉三厂，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技术培养和训练，圆满完成了任务。1972年高唐国棉厂组建新党委班子，父亲被任命为厂党委委员兼织布车间党支部书记。1973年底，厂党委关怀体恤为建厂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切实解决他们夫妻长期分居的问题，经研究并报请县革委批准，给包括我父亲在内的4名老同志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我们一家人在分散了7年之后，又得到了团聚。

  1974至1975年，父亲领导的织布车间连续两年被评为聊城地区先进单位。1975年父亲还出席了全省工业生产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专门下发文件，对在1957年整风以来受到错误处理的所有冤、假、错案，全部予以纠正，彻底。1979年3月12日，济南市委机关党委专门发文，决定撤销1959年2月西郊公社党委、团委及行政对父亲做出的错误处分，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至此，长期压在父亲胸口的巨石终于搬掉了。为了这一天，父亲等了整整20年！

  纵观父亲几十年的跌宕起伏，皆是因积极向新闻媒体投稿引起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究其原因：抛开当时政治运动的复杂因素外，主要的还是他对上级党组织和新闻媒体，有着无比的热爱和信赖;同时，也由于年轻单纯、阅历浅薄、缺乏驾驭人际关系及复杂矛盾的能力所致。然而，经历了这场政治的“暴风雨”后，父亲的信仰更坚定，意志更坚强，政治上也更成熟;这何尝不是“天将降大任”于他之前的考验啊！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从1959年因投稿及发言而被错误处分后，到离休前的32年里，再也没有给报社和电台投过稿;而是用双手和双脚作笔，用担当作为和埋头苦干的艰辛汗水作墨，在齐鲁大地的农村、工厂里，撰写了一篇真实生动的精彩华章！

  父亲的曲折经历也给后人留下深刻启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走向，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在滚滚洪流和汹涌波涛的裹挟下，或许被推至浪尖儿，也或许被跌落谷底，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根本没办法左右自身的命运。自己能做的，只有不停步，不消沉，更不能退缩；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和勇往直前的方向！

  有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上帝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给你一巴掌，只是，你找到他握在另一掌心的枣子了吗？”父亲用了20年寻找，我想，他一定是找到了！

  作者简介：吕镇仑，山东高唐县人，退休公务员。山东诗词学会会员。文学及诗歌爱好者。

  你父亲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虽然说历经了风雨，但好人总有好报，纵观现如今的网络，写稿的人颠倒黑白，随心所欲，真令人担心。我也不知道，一篇稿件（新闻稿）写后，是否再也不需三见面就可以草率发布呢？

  《当代散文》现为双月刊，创办于1984年，由山东省作家协会主管，山东省散文学会主办。